【打開「新冠病毒」的潘朵拉盒子】
2019年11月17日,中國湖北省武漢市一張胸部電腦斷層掃描(CT)影像出現毛玻璃狀結節(nodule),疑似新型肺炎病例,病因成謎。隨著年關將近,人們在12月開始頻繁奔波各地,武漢市位居中國交通樞紐,陸續發現數起新型肺炎的病例。疫情似乎悄悄蔓延。
同年12月30日武漢中心醫院醫師李文亮透過網路社群通知同事,華南海鮮市場出現類似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的病患,應小心防護。不幸的是,李文亮醫師因這種新型肺炎於今年2月7日病逝於武漢金銀潭醫院。
英國醫學期刊《刺絡針》(Lancet)特別於2月18日發文悼念李文亮,引述了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彭博公衛學院主任英格勒斯比(Tom Inglesby)的一句話:「世界上最重要的預警系統是,醫護人員意識到某種新疾病正在出現,然後發出警報。」
醫學界現在清楚知道這種新疾病是由人傳人的新冠病毒(SARS-CoV-2)所引起,命名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但人們太晚意識到「吹哨人」發出的警報,低估新冠病毒的傳染力,疫情迅速從中國傳到新加坡、韓國、日本等亞洲區域,蔓延到歐洲地區(特別是義大利以及西班牙),再擴散至美洲地區(美國紐約成為重災區),死亡和感染病例以指數型曲線與日俱增,人類正面臨21世紀的瘟疫[1]。
■什麼是病毒
病毒是一種寄生在於細胞內的微小生物體,感染的對象涵蓋細菌、古菌和所有的真核生物。病毒的構造極為簡單,主要包括四層結構,由內而外依序為:位於核心的遺傳物質、蛋白質構成的衣殼、源自於宿主細胞膜的脂質外套膜、以及具有宿主專一性的特殊蛋白質。
某些病毒的構造甚至更為精簡,不具有外套膜。由於缺乏複製遺傳物質與合成蛋白質所需的材料和環境元素,病毒的生存繁殖需要完全仰賴宿主細胞;而脫離細胞體的病毒,其活性可以維持數分到數小時不等。
目前已知的病毒種類共有489種病毒,因病毒具有高突變率,衍生出的亞種通常具有不同程度的感染力和致病性。除此之外,病毒毒性的差異亦見於不同的宿主物種間。隨著自然環境變遷的壓力與日俱增,似乎也加速了病毒演化的時程:擴大感染的物種範圍以及產生新種病毒。
以近數十年來侵襲人類的新變異株或新種病毒為例,有些已經成功地潛伏在人類的群落裡(如:愛滋病毒);而毒性強的新變異株(如:伊波拉病毒、 SARS病毒),則以低致病性的形態潛藏於原始的宿主物種當中。這些現象投映出病毒演變的縮影,也展現了病毒病絕佳的可變性和適應力。
病毒的起源現今仍未有定論,若從部份病毒基因的相似性橫跨了原藻以至於脊椎動物的角度來看,病毒可能是演化上最原始的生命形態;然而,另一種說法是:細胞的基因組意外地分割出可以獨立複製的基因片段,形成病毒顆粒的前身。無論如何,可以確定的是,精巧詭變的生存策略足以讓病毒成為演化長河中最淵遠流長的物種[2]。
■病毒與人
傳染病的流行,常常會影響人類的所有活動。歷史上的社會榮枯、文化起落、宗教興滅、政體變革、產業轉型、科技發展,都和傳染病的流行有密切的關係。戰爭的勝敗也可決定於傳染病的蔓延。在中世紀的圍城戰爭中,曾經將黑死病患者的屍體當作武器,以強力彈弓拋擲到城堡裡,讓守城敵軍得病死亡,進而不戰而勝。
■影響人類至巨的流行病毒
當新種病毒出現時,所有人類對它都沒有抵抗力,一旦傳染開來,流行就大為爆發,使得民眾陷入一無所知的高度恐慌當中。像二十世紀的多次流行性感冒、愛滋病和狂牛症等,在擴散蔓延的初期,帶給人們極度懸疑的不確定性和不安全感。
一直等到醫學界闡明了感染途徑及擴散風險、重症與致死比例、易感受宿主特徵、病原體真面目、有效防治措施之後,人們才逐漸消滅心中的不安[3]。
■會感染人類的冠狀病毒
會感染人類的冠狀病毒包括:引起輕微症狀的人類冠狀病毒OC43、HKU1、NL63、229E,以及引起嚴重症狀的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MERS-CoV)、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冠狀病毒(SARS-CoV)、新冠病毒。
從基因組分析可發現,新冠病毒與SARS病毒基因相同度約有80%,複製酶的胺基酸序列相同度達到94%,表明這兩種病毒屬於同一類;而新冠病毒與中國雲南當地的中華菊頭蝠(Rhinolophus affinis)冠狀病毒RaTG13整體基因相同度更達到96%,代表演化關係更接近。
但如果比較與感染細胞直接相關的棘蛋白(spike protein)基因組,新冠病毒與中華菊頭蝠(Rhinolophus affinis)冠狀病毒RaTG13的相同度高達93%,與SARS病毒的相同度卻只有75%左右,因此科學家已排除新冠病毒與SARS病毒的同源關係[1]。
■病毒是比人類更高級的存在!
科學家們尊稱為「冠狀病毒之父」的中研院院士、病毒學家賴明詔在 30 年前開始投入冠狀病毒研究,那時冠狀病毒被認為只是「感冒病毒」,研究的人少,非常冷門,連申請研究經費時,他都要再三強調「冠狀病毒未來會很重要」,才能順利過關。
直到 2003 年,亞洲地區爆發 SARS 疫情,才讓冠狀病毒成為病毒學研究的大熱門,更發現這或許是對人類最有威脅性的一種病毒。賴明詔院士直言「人類不可能比得過病毒,冠狀病毒比冠狀病毒學家還要聰明,病毒一定有很多奇妙的方法,可以把不可能的事情變成可能。」
■賴明詔院士:「永遠會有新興病毒出現」
病毒可以分成 DNA 病毒、RNA 病毒 2 種,DNA 病毒在複製的時候,需要複製雙股的基因,還要經過轉譯的作用;所以速度比較慢、也比較不容易突變、進化,相對來說是比較好控制的病毒。
但 RNA 病毒只有單股,複製速度快、又容易突變,相對來說比較難控制,像是愛滋病病毒就是 RNA 病毒,它也是世界上最難治療的疾病之一。
賴明詔院士說,而冠狀病毒又是 RNA 病毒中,最特別的病毒。「它有世界最長的 RNA 基因,有 3 萬個鹼基(承載基因的單位),理論上這樣的基因不應該存在,因為 RNA 複製時常常會出錯,所以超過 1 萬個鹼基之後,很多基因就會失去功能。但冠狀病毒可以遠遠超過這個數目,必然有個改變,可以去彌補出錯的問題。」賴明詔院士說。
而這次的新冠病毒又比以往的 SARS 傳播力更強,賴明詔院士說,「新型冠狀病毒跟 SARS 的病毒是很相近,但病毒受體的附著力將近高了 20 倍,可能是因為這樣所以傳播力很高,這是非常、非常奇怪的,我們以為新的病毒突變以後不會附著在受體,但附著力反而增加這麼多。」
在這樣的狀況下,賴明詔院士說,不管是動物跟動物接觸、還是動物跟人接觸,都可能產生出新的病毒,「只要接觸越來越多,我相信這個新的病毒會不斷的、繼續產生,而且會持續演化。」
■蝙蝠是冠狀病毒最重要的動物關鍵
跟冠狀病毒最緊密連結的動物,其實是「蝙蝠」。雖然很多動物身上都會帶有冠狀病毒,但目前觀察到的動物,只有蝙蝠可以跟冠狀病毒完全和平相處。
台灣病毒學權威、研究病毒數十年的徐明達教授說:「因為蝙蝠本身有很多可以抑制病毒發展的因素,一個是牠會製造很多干擾素,抑制病毒的發展,但是製造太多干擾素會影響細胞的活性,讓感染更厲害;但冠狀病毒在人身上,不會引起干擾素的製造,而蝙蝠有另外一些因素,很多干擾素也不會影響細胞。」徐明達教授說。
再加上蝙蝠的壽命很長,有的甚至可以存活四十年,種類又多、因此會帶有變種的病毒,同時數量也很多,病毒產生也多,所以影響的範圍也特別的大。
徐明達教授說「所以蝙蝠可以帶著病毒到處飛,到處去接觸(感染別人)」,但人類直接接觸到蝙蝠的機會很少,即使接觸也不容易直接引起突變,雖然(新冠病毒)跟蝙蝠定序有 96% 相似度,其中最重要的細胞受體的蛋白質不一樣,所以一定是有經過別的動物,經過變化,才變成新冠病毒。」
「這就是中間宿主。」林口長庚副院長、也是感染科醫師的邱政洵說,「冠狀病毒的自然宿主是果子狸跟蝙蝠,病毒接觸到中間宿主可能會停留一下,再傳染給人,但因為人不是自然宿主,病毒不會跟我們共存傳很久,所以之前像是 SARS、MERS 才會被控制住。」
所以邱政洵醫師很樂觀的認為,只要人類控制好跟動物的界線、不要輕易接觸野生動物、不要侵犯動物的領域,保持防疫觀念,新冠病毒還是有機會可以完全消失[4]。
2003年,SARS來襲。相隔17年後,新冠病毒帶著超強的感染力襲捲而來,現代文明社會遭受前所未見的打擊,幾乎全面停擺。面對不斷演變的新冠病毒,科學家在基因組定序、結構生物學、公衛及流行病防治等領域有了長足的進步,在短短數個月內,我們已能一窺新冠病毒的面貌及作用機制,同時擬定治療策略。
即使潘朵拉的盒子已經打開,這些無價的科學研究讓我們面對疫情時不會一籌莫展。在黎明來臨之際,世界必須團結一致,共同對付這個危險的敵人,相信不久之後,我們能戰勝這場嚴峻的瘟疫[1]。
【Reference】
1.來源
➤➤資料
[1] 《科學人》粉絲團「打開新冠病毒的潘朵拉盒子」:https://bit.ly/3BM5a9e、(Yahoo新聞)https://bit.ly/2YkoITx
[2](臺灣醫學會)「什麼是病毒」:http://www.fma.org.tw/2009/bio-1.html
[3](國研院國網中心 )「病毒與人-從SARS的流行談起 (▸演講人/陳建仁) (科學發展 2003年6月,366期)」:http://science.nchc.org.tw/science/science2005/Papers/c4academician/9206-08.pdf
[4](Heho健康)「病毒是比人類更高級的存在!台灣 4 大病毒學家:新病毒會不斷產生,只求和平共存」:https://heho.com.tw/archives/93282
➤➤照片
[1]科學家揭露新冠病毒基因組和棘蛋白胺基酸序列,探索其感染機制。
2. 【國衛院論壇出版品 免費閱覽】
▶「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出版品(電子書免費線上閱覽)
https://forum.nhri.edu.tw/publications/
3. 【國衛院論壇學術活動】
▶https://forum.nhri.org.tw/events/
#國家衛生研究院 #國衛院 #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 #國衛院論壇 #衛生福利部 #疾病管制署 #新冠病毒 #SARS-CoV-2 #賴明詔 #徐明達
疾病管制署 - 1922防疫達人 / 衛生福利部 /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 / 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
全面屍控 論壇 在 葉慶元律師(葉狀師)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重蹈覆徹
#白色恐怖 並沒有成為過去,衹是 #變成綠色恐怖 而已。
#黨國思想 也沒有消失,衹是 #國民黨變成民進黨,#中華民國 變成 #這個國家 而已。
-------
過去並沒有成為過去
陳真 2019.10. 15.
維根斯坦說,一個人如果無法理解隱喻 (metaphor),那麼,他首先將會有一種學科難以學習,那就是歷史。
在我看來,歷史跟繪畫有著某種相似性,首先,它都是對於一種無法重現的時空之「再現」企圖;換個方式說,當你談到歷史,你只能隱而喻之,而無法讓時光倒流。
不過,我不是要講這層面,而只是要講一種十分粗淺的意思,意即:並不是所有的繪畫全是素描;「真實」(reality) 可以有無數種再現方式;「抽象」畫一樣能「傳神」。面對一個「抽象」畫家,你可以有一百萬種批評方式,卻沒法批評他畫的東西尺寸不夠「寫實」,畢竟我可以把一個人物像的眼睛畫得比屁股還大,難道不可以?我甚至可以把人體畫成一堆乍看毫無意義的線條不是嗎?
講這些只是想免於腦殘們的無聊口水,別無深意。
進入正題。簡單說:有這麼一種理解過去的方式是錯的,那就是以為過去已經成為過去,而我們「已經」活在幸福之中。事實上,倘若現在是幸福的,那麼,過去肯定也一樣幸福,甚至「更」幸福。同理,倘若過去是壓迫而不自由的,那麼,現在肯定也一樣壓迫而不自由,甚至「更加」壓迫而不自由。
如果你一定要很「寫實」才會開心,那麼,不妨說我只是要談六、七、八零年代的台灣。但事實上,這樣一種背景設定很無謂。我倒覺得,我所講的,人類任何年代都適用,某種隱喻方式其實是相通的。
曾舉一例,很經典。三十幾年前,仍是戒嚴時期,忘了那是一個什麼樣的場合,只記得有個高醫學妹可能是「英烈千秋」、「筧橋英烈傳」等愛國電影看太多了,居然很感慨地對我說 (她當時還不知道我是野心陰謀份子),她「好嚮往林覺民那個年代哦,好浪漫,好有理想,為了革命,只好跟自己最愛的人告別」;說著說著,就哽咽了,接著杏臉含春自言自語道:「好羨慕那樣的革命年代,可惜現在是民主時代,一切都好平凡。」
我聽了最後這一段告白,感覺很無言,無語問蒼天。
那時的我,朝不保夕,宛如亡命之徒。走在校園,更是人見人厭。有幾年的時間,全高醫只有一個朋友,是位韓國僑生,是當時極少數還把我當人看的高醫同學。
各位明白我的意思吧?所謂白色恐怖,只是極極極...少數人感覺恐怖,而一般人是沒有任何恐怖感的。不但沒有,而且過得特別幸福美滿。特別是學生或年輕人,更是幸福到爆;每天就是舞會、泡馬子 (這年頭叫把妹)、烤肉郊遊打電動看漫畫。university 翻成中文就是「由你玩四年」的意思。
當時的大學生,幾乎全是國民黨的附隨組織「救國團」之友,寒暑假個個忙著參加其所謂「自強活動」。那是大學生們交往談戀愛、培養甜蜜感情的基本生活常態。
白色恐怖真的很恐怖,做為一個異議份子,身處其中,你幾乎無法想像會有黎明到來的一刻,就猶如我很難想像哪一天我可以毫無顧忌地在這島上懸掛五星旗,並且大聲地說我以身為中國人為榮;因為祖國對人類文明發展與世界和平做出了史無前例最大的貢獻。我若不以此為榮,政治還有何種榮耀可言?
白色恐怖真的很恐怖。但是,一般人哪來恐怖感?真是活見鬼了,根本沒這回事。一般人沒有恐怖感,只有對「野心陰謀份子」充滿強烈的厭惡感;只要對黨國稍有不敬,隨便一個路人都能馬上「為國除害」,對你行使暴力或辱罵,就像打擊一隻過街老鼠那樣理所當然,理直氣壯。
解嚴前後,我在黨外雜誌工作兩三年。有一天,跟著雜誌社裏頭一個開貨車的阿伯出去載書。我搭他的便車去辦其它事。後來會合時,見他臉上全是乾漬血跡,半個頭包紮。問他怎麼了?他說去發傳單,被路人圍毆,連一邊的耳朵都差點被整個打落地上。
再舉一例,應該大約是1988年,江蓋世發起台獨環島行軍,我也有參加。每一段路程參加者往往小貓兩三隻,屈指可數,人數非常少,就跟巴勒網的活動差不多。在這場活動中,我運氣好,參加的幾個路段都沒挨過揍,但我隱約記得,江蓋世曾經幾次遭路人圍毆,打完倒地後,還被踹入水溝中,無人伸出援手。
其實,那不是台獨行軍,我們所高舉的布條上只是寫著「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僅僅只是主張一種言論自由,但依舊完全不見容於一般人。至少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99.999%的台灣人主張兩岸統一,視台獨如蛇蠍撒旦那般邪惡與變態,而且,台獨恰恰就是被宣傳為「共匪同路人」的同義詞。很弔詭吧?!政治語彙就是這樣,缺乏實質內涵,只要你掌權,想怎麼建構就能怎麼建構。
我不確定有關江蓋世挨揍之這段記憶的細節是否精確,不過,黨外人士動轍挨揍,基本上就是常態。剛上大學時,甚至曾經有愛國人士十幾人,讀了我的文章很不爽,竟然組隊來高醫說要給我好看。還好我大部份時間都翹課,兩次都沒被堵到。但是,平常時候,在校園內,學長學弟甚至同班同學對我出言恫嚇與羞辱,乃至威脅施暴,基本上也是一種常態。
當年,電影放映前要先唱國歌,全體觀眾必須起立致敬。我不願意起立,經常會有觀眾從四面八方拿瓜子、花生或瓶瓶罐罐砸過來,或是對你叫罵、恐嚇。所謂白色恐怖,不就是這樣嗎?國家整你之外,人民更是你日常生活的直接威脅來源。
為什麼一般人 (特別是年輕人與學生) 這麼痛恨黨外?因為他們相信,黨外破壞了他們的美好幸福生活,破壞了民主自由。所謂白色恐怖不就是這樣嗎?一般人哪來恐怖感?別騙鬼了!那根本不是事實;不但不是事實,而且是事實的相反,腦殘才會相信。那是時下民進黨所散播的一種對於過往歷史基本情境的扭曲與虛構,目的是要說:
「你看,過去好恐怖~額~,全都是萬惡國民黨的恐怖罪孽。還好有偉大的本黨推翻了萬惡的國民黨!如今大家才享有由本黨所賜的民主自由與幸福美滿的生活。」
可是,把威權時代也好,白色恐怖也罷,描繪成什麼大家在萬惡的國民黨政權的壓迫下膽戰心驚地過活,大家偷偷摸摸地一心就是要追求什麼民主自由,根本就是鬼扯蛋,活見鬼了。那是相信時下這套什麼民主自由鬼話的腦殘人士才會有的荒唐認知,實在非常離譜,騙小孩也不該這樣的騙法,太可笑了。如果歷史真的是什麼「人民膽戰心驚地飽受恐怖壓迫」這樣一種圖像,國民黨豈有可能每次選舉都是全面壓倒性的勝利?
我文章開頭提到的那位嚮往辛亥革命時代之「浪漫」的學妹,恰恰就是戒嚴時期一般人的基本心態,覺得自己好幸福好自由好美滿~哦~,幸福美滿到有點太無聊太平淡了。
當然,我指的比較不是四、五零年代那種人人自危的動亂時期,而是指六、七、八零年代。不過,如前所說,在這個意義下,做這樣一種歷史分期其實很無謂。不信,你去問問上一代人,看他們活在比方說血腥殘暴的日本殖民時期,是日子過得很恐怖,還是過得還不錯?答案應該是還不錯;即便日本鬼子泯滅人性,屠鄉滅村,婦孺皆殺,在台灣殺害至少四十幾萬人,是一百個蔣家那麼恐怖,但是,絕大部份人其實並不存在恐怖感。
黨外時,面對生活四周人們的質疑,最常被問到的一句話就是:「國民黨政府那麼好、那麼民主,大家的生活這麼幸福、這麼自由,為什麼你們 (黨外) 卻還要亂?為什麼你還要求解除戒嚴?傷害這個社會對你 (們) 有什麼好處?」
所謂白色恐怖或威權時期,不就是這樣嗎?大多數人民的生活常態其實是幸福美滿的,至少不是什麼大家都過得充滿恐懼感或是每個人都嚮往著什麼民主自由,根本沒這回事。
比方說,戒嚴時期當然也有民調。每一次民調,都是高達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民意支持戒嚴,認為那是捍衛民主自由的法寶,保障我們安和樂利的繁榮,防止「陰謀份子」(即共匪同路人)藉著民主自由來傷害民主自由。
過去國民黨不就是這樣嗎?現在民進黨不也是這樣嗎?如果你想了解戒嚴時期或威權時期的基本氛圍,那麼,此時此刻的台灣就是了;差別只是在於比較不容易坐牢,至於其他方面幾乎一模一樣,只是當權者旗子顏色變了,黨國名稱變了,其它都一樣。
不信,你去公眾場合說你是中國人試試,或是寫幾篇兩岸統一的文章試試,或是在公司或學校裏頭公開稱讚祖國試試,或是去街頭發傳單主張兩岸統一試試,或是在校園成立主張兩岸統一的社團試試,看你的前途、工作與人身安全與人際關係會有什麼樣的遭遇與變化,看看人們會不會對你惡言相向或另眼相看,看看人們會不會把你當成怪物看待。
把過去說得很恐怖,把現在說得民主自由幸福美滿,那就是鬼扯蛋。如果你對過去的理解如此幼稚,那意味著你對現在的理解一定也很幼稚,你一定是個十分乖巧的順民,或是個綠油油的腦殘,整天講些什麼民主自由的蠢話。
蔣家時期,幾乎所有大學生所有年輕人,不也是每天滿口民主自由,並且以此來傷害、攻擊與醜化黨外人士,說我們是破壞民主自由的害群之馬,說我們是中共的同路人。不就是這樣嗎?所謂過去與現在,不就一模一樣嗎?
每次聽到那種把過去說得很恐怖、把現在說得民主自由幸福美滿的論調,我就覺得很無言,很想撞牆。根據本草綱目的記載,腦殘真的是很難治療,很可能無藥可醫。
你看,如前所說,日本人統治台灣,幹了多少大屠殺事件,數都數不清;屠鄉滅村,婦孺老幼統統不放過,屠殺了四十幾萬人,豈止是一百個蔣家、一百個228事件的規模?但是,綠營當道,如此的血腥殘暴歷史居然描繪得美侖美奐,美好得不得了,台灣人簡直應該跪下來感謝日本人才行,千方百計就是要台灣人必須感謝日本人的「恩澤」。
可是,一講起國民黨,就是講成像地獄、魔鬼那般可怕,把過去講得好像人人被壓迫得痛苦不堪,敢怒不敢言,然後由偉大的民主先賢先烈勇敢帶頭反抗,推翻萬惡的國民黨;在偉大的民進黨帶領下,帶給大家民主自由幸福美滿的生活,然後叫大家要珍惜哦,不可遺忘歷史哦,不可以讓萬惡的國民黨復辟哦,更不可以讓全世界最恐怖的人類共同敵人共產黨有滲透機會哦,要小心共匪的同路人就躲在你我的四周哦。
如此荒唐的認知,如果這不是鬼扯蛋,什麼是鬼扯蛋?如果這不是洗腦,什麼是洗腦?如果歷史是這麼一回事,我們還需要小說嗎?
過去與現在,不就是這樣嗎?各種台詞與作法以及人們的基本生活樣態與心態,完全一模一樣。特別是年輕人與學生,過去如果和現在有什麼不一樣,那就是現在的年輕人與學生,似乎比過去更腦殘。為什麼呢?因為媒體與教材及各種資訊,控制得更加細膩入骨。
過去是依靠「隔絕事實」來洗腦,不讓你接觸,現在則是讓你根本不在乎事實。為什麼事實不再起作用?因為主流統治者在你腦海中成功植入一種幾乎是被視為先驗的 (transcendental)、從而也根本無可懷疑的「世界圖像」或者說「基礎架構」,就像我們在「一加一等於二」等等「基礎架構」上來理解一切知識一樣。
各種知識都可以被檢討被檢驗,但是,基礎架構或基本世界圖像卻無須檢驗,因為它們是一切是非對錯的判準。大家懂我的意思吧?就像尺可以測量一切東西的尺寸,但是尺本身卻無可質疑。這就是洗腦最厲害之處。
更荒唐卑劣的是,不但虛構過去,扭曲現在,而且加害者居然變成拯救者。關於這部份,請參見「卡韓政變 (178):民進黨簡史」。
簡單說,「過去」那個所謂萬惡的國民黨,跟「現在」這個偉大的民進黨,不是至少有八成以上的基因重組與重疊嗎?領導階層甚至根本就是同一批人!只是換面旗子而已;昔日之加害者,居然搖身一變,成為民主自由的拯救者。
同樣這批人,「過去」也是以民主自由的拯救者形象出現。「現在」的他們,居然反過來指控同樣也是由他們呼風喚雨的「過去」。至於指控的台詞與對白,「過去」與「現在」居然還是一模一樣。
我的表達能力總是讓我感到很挫折,始終表達不出我想表達的。難以言喻的(ineffable) 說不上來,至於「可說」的部份,也只能盡力用粗淺的大白話說到這樣。
——
(陳真 | 2019.10.16 20:30 | #)
卡韓政變 (188):過去並沒有成為過去 (後記)
陳真 2019.10. 16.
後記:
寫政治方面的東西,最大的痛苦有二,一是寫來滿紙污穢。二是明明白白根本無須多說之事,你卻必須像傻瓜一樣,不斷說:「你看你看,是這樣哦,是那樣哦。」很痛苦吧?全是廢話不是嗎?就如同面對一團大便和一朵花,而你卻只能不斷重覆說上一百萬遍:
「你看你看,是大便,好臭哦對不對?有沒有聞到?好臭哦。看到沒有?真的好髒好臭對不對?你看不見嗎?眼睛被大便糊到嗎?沒聞到臭味?啥咪?很香?你看不懂這是一團大便嗎?啥咪?你覺得很好吃?你每天都好想吃?這是你最熱愛的美食?」
另一方面則是:「你看你看,好美的花,看到沒有?好香好漂亮對不對?啥咪?你覺得很髒?害你想吐?應該全部消滅?」
我不是在寫三百年前或三千年前的事,而只不過是在寫短則數月、長則不過幾十年的事,卻常感覺我好像彭祖仍活世上,講述千百年前不為人知的往事一般,很無奈。
每天去外面吃早餐,總是會看到那些喪心病狂無恥齷齪的骯髒報紙--蘋果日報及自由時報,每天就是造謠抹黑,仇中反華,醜化異己。
今天 (2019年10月16日)自由人渣報寫著:「基層民意強烈要求」民進黨政府必須儘速通過「中共代理人法」,以「保障台灣的民主自由與人權」。
這些政治人渣,一方面妖魔化過去,說蔣家如何抓共匪,多麼恐怖,多麼傷害民主自由與人權,一方面用無恥謊言把自己包裝成民主自由與人權的拯救者、捍衛者;另一方面,卻又使用與當年蔣家完完全全沒兩樣的手法與政治語言,整天塑造「匪諜就在你身邊」的獵巫氛圍。
比方說,人渣政客蘇貞昌昨天表示:
「中國無所不用其極,利用台灣的開放、民主來滲透及破壞民主。現在既然知道中國滲透台灣很嚴重,怎麼可以允許中國在台灣有代理人呢?任何行為只要違反自由民主,或是幫中國講話,都要想辦法擋住。有法律的部分就要好好執行,不夠的部分也要看怎麼做會更好。」
很無恥不是嗎?這些行為,不就是他們口口聲聲所妖魔化的恐怖「過去」?完全一模一樣不是嗎?連「幫中國講話」也不行。誰敢不仇中不反華,誰敢說一句大陸的好話或是報導一句大陸正面的事,誰敢去參加任何具有一絲大陸官方色彩的活動,就是「叛國」,就是「危害國家安全」,就是「為匪宣傳」的「中共同路人」。
這樣一些事,難道不是如此明明白白的卑鄙齷齪?難道還要我做更多說明,然後你才能懂、才能看見?
同樣是今天的新聞。一樣是綠油油的民視新聞,標題寫個「扯」字!還加上驚嘆號!扯,就是荒唐離譜的意思。什麼事有多扯?原來是大陸的學校與台灣的學校常有交流活動,互有師生參訪。
比方說有個由天津大學舉辦的「海峽兩岸青年學生領導力論壇」。今年,台大學生會拒絕推派代表,但台大校方仍打算讓其他學生參加。因此,綠媒說「好扯」!可是,這事扯在哪?兩岸學界交流有何問題?你不參加,別人難道就不能參加?
但是,綠油油的台大學生會卻「出面控訴」!控訴說,這些兩岸交流會議常有類似「兩岸一家親」或「年輕人如何促進經濟和文化發展與繁榮,以共創中華民族復興」的言論,說這就是「思想洗腦與統戰」,台大校方怎麼可以讓學生參加這種「統戰」活動 ?
很蠢不是嗎?蔣家年代的大學生不就幾乎全部都是這樣嗎?
報紙還說,抗議的學生指出,「中國是極權主義社會,甚至連藍的或統派的學生,都可能在大陸被抓、被消失。」因此,指控「台大校方這樣的舉動實在相當不負責任。」
這就是假新聞不是嗎?所謂「反送中」也是搞這一套假新聞,說什麼只要一進入香港或大陸,只要批評中共,隨時就會有一堆人「被抓」、「被失蹤」、「被消失」。謊話連篇,非常可恥。
一位「親綠學者」叫吳叡人,甚至還說,「這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中國的目的就是要滲透台灣民主。台大是最高學府,卻毫無危機意識,儼然國安隱憂。」
很扯吧!連這麼荒唐的蠢話也說得出口。可是,這類鳥話,不就是所謂過去之威權及白色恐怖年代的基本辭彙嗎?過去年代有一群「親藍學者」,也是這樣,動不動就會跳出來說共匪思想入侵、國家安全有危險或是中共同路人就在你身邊等等等。過去所有一切荒唐事,如今卻完全借屍還魂。而且,一樣是打著「捍衛民主自由」、「保衛國家安全」及「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的口號。
上個星期,有一位大陸遊客在台大學生活動中心,把所謂聲援香港的什麼連儂牆上的貼紙撕下。結果這位陸客居然馬上被警方逮捕,而且限制出境,刑法伺候。台大學生會並準備以毀損罪提告。
很扯吧!有這麼嚴重嗎?今天如果撕下的是反民進黨的標語,肯定會被視為理所當然,甚至捧為英雄。
更荒唐的是台大學生會對此發表的聲明,我真不敢相信我的眼睛。這一切不就都是蔣家年代的往事一一重現嗎?
台大學生會的聲明是這麼寫的。希望你看了也會覺得荒唐,要不然我實在不知道如何說明這麼明明白白的可笑與腦殘。聲明的標題是:【學生會堅決提告,以法治抵抗蠻橫侵略】。很荒唐吧。
聲明的內文則寫說:
「撕毀連儂牆海報和紙張的行為,...不僅僅是隨機、偶發、情緒性的個人行為,中國及其代理人在臺灣土地上對自由民主象徵物的破壞,已經是中國對台統戰在前線的延伸、對民主制度的系統性攻擊:透過無視法治的暴力,脅迫個人表達意見的自由,企圖使反對中國霸權者因恐懼而噤聲。在台大,學生會絕不會默許、放縱挑戰台灣民主與法治精神的蠻橫行徑。
連儂牆是由台大學生會借用並與校內學生一同展設,以聲援香港人抵抗中國與其在港代理者暴政的運動,並表達台灣抵抗中國併吞、捍衛民主自由與台灣主體性的決心。...對於該中國遊客破壞連儂牆的行為,學生會堅決提告並且不會撤告或和解,以台灣法治抵抗對民主自由的侵害。
台大學生會也在此呼籲,撕一貼百,請同學們繼續前往連儂牆留言,透過行動,表達對中國霸權的抵抗與對香港人民的支持。電影《返校》中政權的恐怖在台灣史上不只是過去式,也是對未來的永恆警惕:在自由之前,我們必須記得,自由有多麼得來不易。
香港人正在前線以肉身記憶,而在台灣的我們,能給香港的最大支持,就是持續關注中國對台灣的侵略行為、反對讓中國在台協力者掌權,透過一整座島嶼的自由,告訴港人、告訴世界,面對霸權,我們抵抗,並成功捍衛了自由的生活。」
這樣一些蠢到爆的傻話,我真不知道還能怎麼說才能讓各位真心覺得離譜。
今天,美國通過了《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日後將「依法制裁」並「展開清算」所有破壞香港民主自由的「罪犯」,包括香港警察與官員,並可連坐論責其直系親屬,「以支持香港人民有權示威抗議,有權爭取民主、自由、自治與法治」。
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說,「美國如果不為中國的人權發聲,那麼,我們在世界其他地方,就會失去代表人權發聲的道德權威。」
很離譜吧!更離譜的是,該齷齪法案的推手之一,美國眾議院議員史密斯(Christopher Smith)的一番無恥謊言與睜眼瞎話。他說,「中共擅長粉碎屍體,打碎骨頭,以酷刑折磨持不同政見的民眾,並在集中營關押許多無辜民眾,犯下大規模的危害人類罪,卻沒有因此被究責與制裁。」
對此,我除了說恨,不知道還能說什麼才能讓各位覺得離譜。事實上,同樣的話幾十年來我都已經寫過不知道幾千幾百遍了。
百般無奈之餘,過去十幾年我常有個想法:想要讓是非善惡獲得平反,想要讓公義獲得伸張,依靠的恐怕不僅僅是理,而是力,因為理已說盡,又能如何?當媒體與教育被牢牢掌控,你再有理也沒用;良善的一方總是被誣衊成邪惡,而撒旦卻被美化成天使,到最後,難道不是比比看誰的拳頭粗?
就如 Noam Chomsky所說,美國其實不斷提醒世人一件事,那就是,為了避免血腥侵略的恐怖悲劇,大家只好盡量想辦法在武力上壯大自己。今天,祖國之所以還能穩定發展,大家有飯吃,免於生靈塗炭,那是因為美國並沒有絕對把握可以輕鬆血洗中國,否則,今日的中國,老早重演日寇侵略屠殺上千萬人以及西方列強分割佔領的痛苦悲劇。
全面屍控 論壇 在 曹長青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曹長青:十.一國殤日痛悼8千萬中國遇難者
10月1日,是中共建立政權70周年「國殤日 」。今天,在天安門前,中共舉行大閱兵,展示軍事力量。在這個巨大專制機器下,過去70年,在沒有戰爭、沒有外來侵略的和平時期,中共發動過70多次政治運動,導致8000多萬中國人非正常死亡,這個數字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8倍,是二戰死亡人數的1.5倍!
我不是研究中共黨史的專家,也不是研究共產運動造成大眾死亡的學者。只是作為中共專制下的一個倖存者,今天生活在西方自由世界,得以閱讀多種書刊,把其中提及的中共造成大眾死亡的資料等隨手記了下來。
把這些資料綜述在這裡,一是通過這些數位,促使那些對中共仍存幻想的人有所思考和醒悟;二是抛磚引玉,期待有心的中國人把各自瞭解到的中共殺人數字也寫出來,零星資料聚到一起,逐步拼出一份中共殺人數字的總體圖,有一天也像法國人寫出那部揭示共產運動殺人記錄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樣,寫出一部《中共黑皮書》。
一,中共建政初期(1950到1955年)
中共自1921年成立,就伴隨著內部清洗、外部殘殺。30年代初鎮壓內部江西AB團(殺了很多人),40年代延安整風時槍殺作家王實味等,都是著名的例子。
中共大規模地殺害平民則是在它獲得執政權力之後。在50年代初的「土改、鎮反 」、「三反五反 」中,就有大批中國人被處決或迫害致死。
據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中國問題專家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在《中國的民主》(Chinese Democracy)一書中的數字:50年代初期,中國有二千萬人被打成「地富反壞 」份子。
前《紐約時報》駐北京採訪主任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和伍潔芳(Sheryl WuDunn)合著的《中國覺醒了》(China Wakes)中說:「據中共前公安部長羅瑞卿提交的報告估算,從1948年到1955年,有400萬人被處決。 」
據前《華盛頓郵報》駐北京記者邵德廉(Daniel Southerland)在該報發表的調查性報導「毛時代的大眾死亡 」(Mass Death in Mao’s China,1994年7月17和18日連載)中的數字:被殺「地主 」為100萬至400萬之間;被殺「反革命 」及對國民政府同情者為100萬以上;迫害基督教徒和1953年的「肅反 」,至少使幾十萬人喪生。
據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書(Stephane Courtois & Mark Kramer: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從1950到1957年,中共的城市清算鬥爭造成100多萬人異常死亡。 」
據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四個部門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香港《爭鳴》雜誌1996年10月號刊發了摘要):從1949年初到1952年2月分兩個階段進行的「鎮反 」中,鎮壓了反革命份子157萬6千1百多人,其中87萬3千6百餘人被判死刑。
該報告還說:在1953年的「三反五反 」中,有32萬3千1百餘人被逮捕,280餘人自殺或失蹤;在1955年「反胡風運動 」中,有5千餘人被牽連,5百餘人被逮捕,60餘人自殺身亡,12人非正常死亡;在隨後的「肅反 」運動中,有2萬1千3百餘人被判死刑,4千3百餘人自殺或失蹤。
從上述數字推算,這個期間的非正常死亡數字,起碼在中共黨史研究室報告提到的(合計)90萬零2千人,到羅瑞卿估算的400萬之間,或更多。
二,中共建政第二期(50年代中期的反右運動)
據北京「朝華出版社 」1993年出版的《中國「左 」禍》一書中的數字:在「反右 」中,共有55萬2973人被打成「右派 」。至該書出版時,上述全部右派僅有96人沒有「平反 」。中共當局堅持「反右 」是對的,僅承認「擴大化 」了。如以96人沒有平反來計算,那等於「擴大化 」了5700倍!
據上述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部門合編的報告:「在整個反右運動中,有201萬3300餘人被定為右派、右傾份子和右派邊際份子(即不戴帽右派),有72700多人被逮捕,有22100餘人自殺,3500余人非正常死亡或失蹤。 」
從這份中共報告可以看出,在反右運動中被迫害的人多達200萬,而且幾乎全部是知識人。以五十年代中期中國僅有500多萬知識份子的比例來算,當時有40%的知識份子被迫害,致死人數達0.5%。
三,中共建政第三期(1959到1963年)
從1959年下半年到1962年底,中國人口普查數字顯示,人口急劇下降。中共當局把人口下降歸於所謂「三年自然災害 」——糧食減產導致的饑荒造成。但近來越來越多的內部資料和海外研究證實,這是一場「人禍 」,是政策錯誤導致,而且死亡數位相當驚人。
西方較早提出具體數字的是美國人口普查局統計學者班尼斯特博士(Judith Bannister)80年代初的報告《中國變化中的人口》(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該報告根據中國歷年出生率和死亡率推算出:「在中共大躍進政策失敗後三年災害期間,因饑餓死亡了3千萬人。 」
據原《紐約時報》副總編輯索爾茲伯里(Harrison E. Salisbury)1985年所著的《新長征》(The Long March: The Untold Story)一書中的數字:「60年代初中國因饑餓死亡了2千7百萬人。 」
據專門研究共產國家異常死亡人數的美國夏威夷大學政治系教授拉梅爾(Rudolph. J. Rummel)在《華爾街日報》(1986年7月7日)發表的「戰爭並非本世紀的最大殺手 」(War Isn’t This Century’s Biggest Killer)一文中的數字:「毛澤東時代,有2千7百萬人死於饑餓。 」
1996年,前英國《衛報》記者,香港英文《南華早報》駐北京採訪主任貝克爾(Jasper Becker)的專著《餓鬼:中國的秘密饑荒》(Hungry Ghosts: China’s Secret Famine)在倫敦出版。該書首次對中國60年代初死於饑餓人數進行了大量採訪和研究。貝克爾曾前往中國幾個省份查看了「地方誌 」,並通過私人關係看到了一些中共有關檔,進行了第一手察訪,因而該書資料翔實,有很多首次公佈的資料。
根據貝克爾的採訪調查,當時所以出現饑荒,主要原因為一是大躍進時九千萬人大煉鋼鐵,沒有照顧農田;二是大躍進謊報糧食產量,導致當局相信農村有足夠糧食,不僅不發糧,還仍按謊報產量推算的數字徵購糧食;三是當出現糧荒時,北京決策者認為是漏網右派造謠,農民藏糧反對共產黨,因而繼續用強制手段征糧,並鎮壓說餓的農民,禁止村民外逃找糧。
該書引述中國問題專家、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埃略特國際事務學院教授沈大衛(David Shambaugh)的專著《怎樣當上總理:趙紫陽在省級工作的經歷》(The Making of a Premier: Zhao Ziyang’s Provincial Career)說,1959年在廣東省委負責農村工作的趙紫陽曾為此召開會議,認定糧荒是因為農民把糧食藏起來所致,因此趙紫陽發起「反藏糧運動 」,派出工作組到鄉下,按家按戶、翻箱倒櫃、挖地找藏糧。由此導致「大批地方幹部被清洗,自殺,和被批判。 」
沈大衛在他的這本趙紫陽傳中說,毛澤東聽到有餓死人的消息時,不相信有糧荒,認為是漏網右派造謠,階級敵人破壞。1959年2月毛澤東收到趙紫陽從廣東遞交的認定農民藏糧導致饑荒的報告後,「十分高興 」,認為他的判斷得到證實。
這場人為饑荒導致大規模死亡,貝克爾的書揭示,其中河南、安徽、四川、甘肅、貴州等五個省最為嚴重。僅河南省就有780萬人餓死,該省很多鄉鎮的餓死率達20-30%,僅在西縣鎮(譯音Xixian County),就有639個村子由於餓死和逃走,成為空村,死亡人數達10萬人。該省信陽地區1958年有人口800萬,結果400萬人餓死,死亡率達50%,是當時中國餓死率最高的地區。
該書提供的安徽省情況是:「根據中國政府1989年出版的《安徽人口統計年鑒》的數字,當時安徽有3千3百萬人,結果死于饑餓237萬人。其中最嚴重的是鳳陽縣,有5千1百人餓死(該書還引用華人學者丁抒的專著《人禍》中的數字:鳳陽餓死9萬人),孤兒達3304個(多數在10歲以下)。 」
該書說「在鳳陽,面對饑荒,中共幹部認為是階級敵人破壞,對聲稱饑餓、以及被懷疑藏糧的農民進行迫害包括活埋、用繩子勒死、割鼻子等器官……被迫害人數達2萬8千零26人,其中441人被酷刑致死,383人終生殘廢,被關進監獄的2千多人中,有382人死在獄中。據鳳陽縣文件,當地一位名叫趙傳居(譯音Zhao Chuanju)的副大隊長,一個人就打死了30個農民。 」
後來流傳到海外的中共官方「鳳陽報告 」(陳振亞於1961年2月根據該縣各鄉上報的資料寫成,載香港《開放》雜誌1994年3月號):該縣餓死6萬零245人(接近該縣農村人口的五分之一),8404戶全家餓死,出現603起吃人事件(當地人說,那時只要看到誰家的煙囪冒火,一定是在煮人肉)。
《餓鬼》中提到甘肅的數字是:「甘肅省當時有1200萬人口,最低估計有69萬6千人餓死。據對這個省做過調查的原中共國務院體改所所長陳一諮的估算,該省餓死人數有120萬。曾陪同汪鋒到甘肅視察的中共官員錢英(譯音Qian Ying)自傳中的數字是甘肅餓死了130萬人。 」貝克爾在中國得到的其它資料顯示,甘肅有300萬人死於饑餓。
該書提到貴州省時說:「當時該省有1600萬人口,約有100萬人死于於饑餓。其中遵義地區(中共長征時在此召開著名的遵義會議),八個人中僅有一個倖存。 」
四川是中國人口最多的省份,餓死人比例也相當驚人。該書引述美國人口普查局統計學者班尼斯特的報告說:「1957年底四川有人口7千2百16萬,到1964年中期,下降到6千9百零1萬,下降比例為0.91%。據中國人口統計學者彭子哲(譯音Peng Zizhe)的估算,四川餓死了900萬人,僅在宜賓地區,就餓死了100萬。 」貝克爾自己的調查估算數字是,四川餓死人數在700到900萬之間。
僅上述五個省——河南(餓死780萬)、安徽(餓死230萬)、甘肅(餓死130萬)、貴州(餓死100萬)、四川(餓死900萬)的統計估算,就有2千1百40萬人死亡。
據哈佛大學教授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中國譯為麥克法誇爾)的專著《文革史之三:1961到1966年的大災難》(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3: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中的數字:「1958到1961年之間的饑荒,是歷史上最嚴重的人為饑荒,是人類的大災難……超過3千萬人被餓死。 」
據前述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書中的數字:「1958年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導致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饑荒期,據估計造成了2千萬到4千3百萬人死亡。 」
前《紐約時報》副總編輯索爾茲伯里在1992年出版了專著《新皇帝們毛和鄧時代的中國》(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索爾茲伯里曾多次訪問中國,並採訪過趙紫陽、楊尚昆、薄一波等,該書很多數字來自中共高層官員。在談到60年代初的饑荒時,該書引述中共公安部一位資深官員的估算,根據當時全國頒發的「領糧證 」計算,有3千萬人餓死(後來再沒使用「領糧證 」)。據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估算,「當時餓死的人數在4千3百萬到4千6百萬之間。 」
據中國學者金輝在上海大學文學院出版的《社會》月刊(1993年4、5月合刊號)發表的「三年自然災害的備忘錄 」中的數字:「1959到1961年之間,全中國非正常死亡人數可能在4千零40萬至4千3百19萬之間。 」
金輝提出的4千3百19萬,是迄今學者估算的最高數字,由於金輝的數字是從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各年度人口總數、出生率、死亡率為基礎及調查推算得出,而且是在中國官方刊物上發表,因此比較引人注目(該雜誌因刊載此文隨後遭當局查禁)。
四,中共建政第四期(1966至1980年)
據上述黎安友所著《中國的民主》中的數字: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有300萬幹部被定錯,30萬被定罪(多數定為反革命);該書引述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對南斯拉夫記者所說——「當時有約一億人受株連,占中國人口的十分之一。 」
據《華盛頓郵報》記者邵德廉上述調查報導中引述的數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說文革死了100萬人。
據上述索爾茲伯里的《新皇帝們:毛和鄧時代的中國》中的數字:1987年10月他在北京採訪中共高幹陳漢生時得知,在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陳伯達煽動講話後的1967年12月26日那天,僅在北京東部,就有8萬4千人被批鬥,其中2千9百53人被打死。陳漢生說,在文革十年中,有400萬人被迫害致死。僅在廣西,就有6萬7千5百多人被打死。在北京大興縣,1967年8月26日及隨後幾個星期,有125人被拖到街上批鬥,22戶全家被打死,300多人被迫害致死。
據前述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中的數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核實,重新統計的文革有關數字是420萬餘人被關押審查;172萬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萬5千餘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鬥中死亡23萬7千餘人,703萬餘人傷殘;7萬1千2百餘個家庭整個被毀。 」
按照上述數字,文革中的死亡人數在中共官方報告的(合計)210萬人到陳漢生估算的400萬人之間。。
五,中共建政第五期(1989年及之後)
「六四 」 屠殺中到底有多少人喪生,至今中國政府沒有公佈。上述紀思道和伍潔芳合著的《中國覺醒了》談到「六四 」死亡人數時說,根據北京一些醫生提供的資訊,估算遇難者在400到800之間,幾千人受傷。紀思道對此感歎說,即使按保守的400人估算,也超過整個19世紀中國政府所殺的抗議學生總數。紀思道書中引述美國國務院的數字是約3千人在六四事件中喪生。
1996年出版的加拿大《環球郵報》(Globe and Mail)記者黃明珍(Jan Wong)的回憶錄《神州怨》(Red China Blues)中的數字:「在六四後的6月8日,我進入北京工人醫院,那裡的醫生說,太平間裡堆積至少100具屍體,醫院又增加了一些冰櫃,每個能裝4具屍體,也都塞滿了,但仍不夠用。 」
1996年12月18日,美國參議院就天安門屠殺舉行聽證會,在會上做證的前《時代》週刊駐北京採訪主任艾克曼(David Aikman)說:一位元合眾國際社記者在六四之後三天內,曾打電話給北京的幾家醫院詢問死亡人數,最多一家醫院說有323人死亡。
1996年12月12日美國《田納西論壇報》(Tennessee Tribune)的社論引述國際紅十字會的估計說:「六四之夜,至少有3千7百人死亡。 」
1998年6月4日莫斯科出版的週報《絕密的說法》刊載了俄國著名東方問題專家達佛洛夫斯基談「六四事件 」的文章。達佛洛夫斯基在1989年曾作為顧問陪同戈巴契夫訪問北京。該文說,「根據當時蘇聯情報部門的估計,六四事件中死亡人數約3千多人。 」
1999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丁子霖已經具體調查到「六四受難者名單 」有155名,還有65名傷殘者名單(《見證屠殺,尋求正義六四傷殘者和死難者家屬證詞》,紐約「中國人權 」1999年6月出版)。
「六四 」屠殺之後,不僅有立即的處決,而且像以往一樣,每年中共都處決大批人,其處決的數量,超過全球其它國家處決的人數總和。
六,對蒙古人的屠殺
內蒙古、西藏和新疆這三個最重要的其它民族居住區,非正常死亡數位更被當局控制。近年則有一些資料出現,值得專項介紹。
據解放軍軍事檢察院副檢察長、中央軍委法制局局長圖門(蒙古人,曾參與審理林彪、江青等大案)和中國藝術研究院學者祝東力合寫的《康生和「內人党 」冤案》一書引用1980年11月發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中的數字:「內蒙古自治區因內人党等冤案,有34萬6千多人遭迫害,1萬6千2百22人被迫害致死。 」該書舉例說,「1969年內蒙古圖克公社有2961人,被打成內人党的就有926人,占懂事人的71%,被活活打死的有409人,嚴重傷殘270人。 」(該書1995年底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隨後被當局查禁)。
據旅居紐約的蒙古學者清格爾圖(Tsengelt Gonchigsuren)1999年撰寫的長達20頁的研究報告《中共對蒙古人的大屠殺》(Chinese Genocide Against Mongols)引述紐約人權組織「亞洲觀察 」的數字,文革中,內蒙古有5萬多人被迫害致死。這個數位比上述中共官方數位高出三倍多。據清格爾圖的研究推算,在中共統治下,有15萬多蒙古人被迫害致死。
七,對西藏人的屠殺
1959年,因中共強行對西藏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而導致全西藏起義,起義遭嚴酷鎮壓。據前美國《新聞週刊》記者艾夫唐(John F. Avedon)1984年在倫敦出版的專著《雪域境外流亡記》(In Exile from the Land of Snows)引用藏人遊擊隊在伏擊中繳獲的中共西藏軍區政治部編寫的《西藏狀況教育基本教材》中的數字:「1959年3月到10月間,解放軍消滅了西藏叛亂份子8萬7千人。 」(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3月出版了該書中文版,但隨後被當局查禁、收繳。)
據貝克爾《餓鬼》一書引用的已故第十世班禪喇嘛說法,1959年西藏人起義被鎮壓後,全西藏15%的人被逮捕(每個村子有8百到一千人被抓走),其中近一半死在獄中。該書說,當時西藏(不是中共後來劃分的「西藏自治區 」,而是原有的西藏三區——康區、衛藏、安多)的總人口約340萬。班禪喇嘛所說的15%,就等於有51萬人被逮捕,其中25萬人死於獄中。
1959年藏人起義被鎮壓後,接著就是60年代初的饑荒,藏人在監獄中死亡比例很大。《餓鬼》一書有專章談藏人在監獄中的死亡數字:「甘肅省甘南縣的一個寺廟,400名藏人僧侶被逮捕,僅100人倖存,其於都餓死在獄中;在關押藏人的監獄中,死亡率高達40-90%。 」「在達賴喇嘛出生地安多(青海平安鎮),至少50%的人被餓死。在有100萬人口的四川省康定藏人自治州,40萬人死於饑餓。在四川的藏人,每5個藏人就有一個死於饑餓。在拉薩郊外的紮奇(Drapchi)監獄,1960年11月到1961年6月之間,1萬7千名被關押的藏人,有1萬4千人被餓死或迫害致死。 」
上述艾夫唐的《雪域境外流亡記》說:「據從甘肅省會蘭州北部的勞改營中倖存的人回憶,該地關押的7萬藏人,只有一半倖存。甘肅的另一所監獄酒鎮(譯音Jiuzhen)關押的706名藏人,超過一半餓死。青海省會西寧北部10個小時車路的Vebou勞改營,關押的3萬多藏人,其中1萬4千人餓死。 」
《餓鬼》引述中共民族事務委員會出版的《四十年的民族工作》一書的資料:官方人口普查顯示,從1953年到1964年,西藏人口從278萬,下降到250萬,下降率達10%。該書以同期內蒙人口從140萬增加到197萬(儘管也有饑荒死亡)的增長比例推算說,西藏人口在1959年高峰期應為340萬。但1964年人口普查結果,西藏人口不僅沒有增長,反而下降到250萬。這中間有90萬人「失蹤 」。去掉1959年隨達賴喇嘛逃亡到印度的8萬藏人,那麼也有80萬人「消失 」。1961年班禪喇嘛寫給毛澤東的萬言書,提到西藏人口時說當時有「300萬 」。即使按300萬計算,也有50萬人「失蹤 」,等於每6個西藏人中就有1人死於鎮壓或饑餓。
達賴喇嘛1991年10月9日在美國耶魯大學演講時說:「自1950至1980年,藏人因饑餓、迫害和槍殺,死亡達120萬,占全部西藏人口的五分之一,其中34萬人死於饑餓,86萬人死於迫害、槍殺。 」
八,對新疆維族人的屠殺
1961年,新疆伊犁地區爆發了全民暴動。原烏魯木齊市文聯主席、「東土民族中心 」執行主席阿不力克木(Abdulhekim)1999年5月底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市該組織總部接受我採訪時說,那場暴動起因是饑餓,「在新疆白城,當時就有6萬人被餓死。很多人都是在路上,爬著的狀態死的。 」當幾千名饑餓的民眾聚集在伊寧市的伊犁州政府門外呼喊「要糧食 」時,中共新疆軍區司令王震下令開槍。至今沒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死亡,有見證人說,大街上至少有幾百具屍體。隨後約有15到20萬當地人逃離新疆、湧進蘇聯境內。
1997年2月,伊寧發生暴動。據「國際大赦 」組織1999年4月發佈的「新疆人權報告 」當時有3到5千人被逮捕。有幾百人在一個放了水的結冰足球場被關押了幾個小時,一位後來逃到土耳其的伊寧市醫院女醫生,在伊斯坦堡接受我採訪時說,「其中有4人凍死,200多人凍傷。 」該報告說,「從1997至2001年,(這四年中)在新疆有210人被判死刑,其中190人被槍決。這些被判死刑和槍決的,絕大部份是維吾爾人。 」該報告還列出新疆監獄中關押的200多名政治犯(有詳細個人資料)的名單。
九,異常死亡人數可能多達8千萬
自中共建政以來,到底有多少人被迫害或由於饑餓致死?據上述夏威夷大學教授拉梅爾1991年出版的專著《中國的血腥世紀:1900年以來的浩劫和大屠殺》(China’s Bloody Century:Genocide and Mass Murder Since 1900)中的研究推算:毛澤東時代,中國共有4500萬人因異常原因死亡,其中2700萬人死於「饑荒 」,1800萬人死於無產階級專政。
據前述北京「朝華出版社 」的《中國「左 」禍》一書的數字:「自1949年至1992年,在中共發動的歷次運動中被迫害以及因饑餓原因死亡的人數約5千萬。 」(該書使用了很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和中共中央文獻史研究室等部門的原始資料。該書出版後即遭當局查禁)。
據紐約大學「瑞瑪克研究所 」(Remarque Institute)主任裘蒂特(Tony Judt)1997年12月22日在《紐約時報》發表的文章「通向地獄的漫長之路 」(The Longest Road to Hell)中的數字:「在共產中國,可能有6千5百萬人異常死亡。 」
據前述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書中的數字:「中共建政後中國喪生的總人數,在4450萬到7200萬人之間。 」
據前述《華盛頓郵報》記者邵德廉的長篇調查報導「毛時代的大眾死亡 」(據各方面調查研究的數位推算出):「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中國因饑餓、迫害和槍殺而死亡的人數可能有8千萬或更多。 」
歷史將審判中共
史達林曾說,死一個人是悲劇,死一百萬是個數位。沒有比這句話更能代表共產黨對生命和屠殺的看法了。
那種殘酷的共產主義者,永遠也不會把任何死亡數字和每一個具體的生命聯在一起。8千萬,是個多麼大的數字!它是整個二次世界大戰喪生人數的2倍半還多。雖然這個數字只是一個概況,但它和實際死亡人數相差不會太懸殊。
除了那些永遠消失的生命之外,還有多少人成為終生殘廢,多少人精神失常,多少人荒廢了青春、年華。而那種殘酷的洗腦和非人的環境,更使幾乎所有在那塊土地上生活過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感染、發展了獸性的部份。那種對靈魂的扭曲,對人性的摧殘,更是永遠無法用數字統計和衡量的。
面對這樣一個罪惡累累的政黨(且至今毫無任何悔意、更絕不向人民認罪、道歉,並且還在繼續屠殺!),那些期望它還能改革從善的人們,簡直是在做一個和共產主義同樣的美夢。
對八千萬死者,歷史永不會忘記;對於中共的暴行,人類絕不會饒恕!